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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七零年代缓归矣,如何理解孔子的“父为子隐,子为父瘾,直在其中矣”这句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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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出自《论语·子路》。大约意思是,叶公告诉孔子,他们那儿有个正直的人,父亲偷羊,他就出来作证了。孔子说,我们这儿正直的人与他不一样,父亲为儿子隐瞒,儿子为父亲隐瞒,正直就在其中了。父子互隐,成了千古悬案,维护孔子和批判孔子各执一词,各有理由。但孔子一生学说,尽在仁字,是忠恕之道。一位父亲真的做了错事,不改正还算了,还要拉他儿子下水帮其隐瞒,以逃避惩罚。如这也是孔子提倡的,那么这么多跟隨孔子的人,不是品德有问题,就是脑子有问题。犯罪跟亲情是两回事。在小错上为亲情而隐,似有可原。但偷羊,在古代是相当重的罪。所以这里的“隐”不应该解读为“隐瞒”,“隐”古代也通“櫽”,即櫽括之意。其意是矫正弯曲的木材,使其直也。犯了错误,不但要接受应有之惩罚,还要使其不犯。惩罚是官方的,是标。而不再犯才是本。一般来讲,一个人犯了错,不论是碍于面子还是逆反心理,他都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劝告,而亲人则正是最好的劝戒者。所以孔子说父子互隐,指的是父子两人不论谁犯了错,都要为其把错误矫正过来,使其恢复本来的“直”。这是责任也是义务。直是本来本性上的良善,叶公认为惩罚囚禁是恢复直的方法,而孔子站在“仁”的角度,认为只有亲人间温情的规劝才是恢复“直”的根本方法。

首先,题主,你字打错了啊!


这句话近代以来争议最大。因为西方法制理论传入中国后,此内容就被认为是徇私枉法和任人唯亲等腐败的温床。不过,除了《论语·子路》的记载,《吕览·当务》中也存在一个略微不同的版本:

楚有直躬者,其父攘羊而谒之上,上执而将诛之。直躬请代之,将诛矣,告吏曰:“父窃羊而谒之,不亦信乎?父诛而代之,不亦孝乎?信且孝而诛之,国将有不诛者乎?”荆王闻之,而不诛也。孔子闻之曰:“异哉!直躬之为信也,一父而载取名焉。”故直躬之信,不若无信。

两个故事的差别是比较明显的,仅仅看《论语》,我们很难得知这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以及历史背景,《吕览》相对来说则要好一些。这可能跟《论语》本身为了便于流传而呈现出来的简洁性有关,因为确实有些内容,我们在《家语》和《礼记》也可以发现记载要完整些。或可如杨朝明所言,《论语》本身也是对庞大的孔子言论的部分取材,这么一来,我们就必须肯定,《吕览》未必在材料的记载上就一定是因循《论语》而成,反而极有可能它们共同来源于当时的更早记录材料——即有原始材料早于《论语》和《吕览》,这导致了不同版本的产生。所以,《吕览》同样是极为重要的参考文献。

从上面的文字中不难发现,这个楚人直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让父亲去送死,包括他自己。我们现在发掘的考古资料已经能够证明,悬灋象魏这种早期成文法的出现时间是远早于胡适他们的推测的——而不是像他们早期所猜测的那样,铸刑鼎是成文法的起始。因此,直躬一定知道楚国的法律中,偷羊者死!可即便如此,他还是愿意告发他的父亲。这里我们需要注意,我们现代人你就是偷孩子都判不了死刑!所以,即便没有《吕览》,我也不认为光凭《论语》的记载就一定不能为我们现代人所理解。这是因为,当时的法律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太过残酷——我们父母若偷了羊就得死,那谁敢这么勇敢去告发自己的父母?所以,偷羊在当时的楚国绝不是罚点钱受点谴责关几年就万事太平,而是面临着死亡的威胁!

我们再来看直躬,在父亲被判死刑后,他又说自己要代替父亲送死——这合于现代法律吗?至少跟一些人口口声声的说直躬体现了法律精神完全对应不上。接下来才是重点:直躬竟然以信和孝来为自己进行辩护,迫使楚王放了他和父亲。于是,两人不但没有接受法律的一点点制裁,躬这个儿子还获得了信(直)和孝的名声。这是什么?放在现代就是朋友圈孝子之王,网红界的大咖之咖!我实在不理解,这样的人竟能被一些人说成体现了法律的精神——事实上,不但古代楚国的法律没执行,也完全不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法治精神。

如果我回到古代楚国,父母偷了羊就得被法律判处死刑,那我当然要为父母隐了。小罪大刑,这算是什么法律?杀人和偷羊同罪,连基本的法律精神都没有。所以我们看到儒家一直反对严刑酷法,实在是可以理解的。因为古代某些时期立法的人脑子就不正常。

如果说,这里偷羊只是被判处罚金,赔偿失主等价钱物,哪怕关上一段日子,恐怕孔子也不会这样批评直躬。所以,不要弄混古代和现代的法律之间的诸多差别,缺乏历史背景的探讨,便失去了纵向比较的基础。